近年来,中国西北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施雅风曾在2002年提出中国西北气候可能会从暖干向暖湿转型,自此学者们对中国西北气候“变暖变湿”现象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对于近20 a来气候转型的时间、范围和程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基于此,选用1960—2019年逐月气温和降水量资料对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变化特征进行了再分析。结果表明：（1） 1960—2019年中国西北地区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均呈上升趋势,增暖趋势显著,增湿趋势较弱。（2） 自1997年后气温和降水量迅速增加,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东部地区降水量的增加速率超过同时期的西部地区。且研究初步认为,1997年以来中国西北气候的确出现了向暖湿转型的趋势且转型时间较前人预期的更早。（3） 气候转型的范围相较前人研究也有所变化,甘肃陇东地区由未转型区转变为显著转型区,青海东、西部地区由原来轻度转型区转变为显著转型区,而祁连山中西段地区由之前的显著转型区转变为轻度转型区。

乌兹别克斯坦是位于中亚腹地的“双内陆国”,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框架内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的需要,利用文献、数据等分析法,从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沼气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国家发展规划、优惠激励措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投资项目等角度,对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情况和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良好的可再生资源条件,未来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也将逐渐提高。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接连出台有关政策,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以期实现能源多样化。中乌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合作空间巨大,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绿色经济和开展低碳能源合作领域将大有作为。

气象站和卫星降雨资料估算降雨侵蚀力时存在无法反映空间异质性且精度差的问题,基于CLDAS多源融合降水,利用EI₆₀模型从不同的时空尺度对中国的降雨侵蚀力进行评估,并结合降雨量、侵蚀性降雨次数、侵蚀密度等指标,探讨降雨对土壤侵蚀的潜在作用。结果表明：（1） CLDAS降雨侵蚀力与地面实测数据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均有良好的回归关系,相关系数达到0.8以上,与CMORPH降雨侵蚀力相比,其相对误差显著降低,可以准确反映全国范围的降雨侵蚀力季节性变异。（2） 在2001—2020年,不同雨量区的降雨侵蚀力、降雨量和侵蚀性降雨次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高雨量区的年际变化波动剧烈,侵蚀性降雨次数和暴雨过程协同影响降雨侵蚀力的大小。（3） 空间上,中国的降雨侵蚀力值的特点为东南沿海地区高、西北内陆地区低。时间上,侵蚀性降雨集中在5—8月,夏、秋两季对土壤造成的侵蚀影响更大。（4） 通过对年降雨量、年侵蚀密度和年暴雨量进行分区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暴雨量与侵蚀密度成正相关关系,即年降雨量一定,暴雨事件越多,降雨侵蚀密度越大。

为明确内蒙古地区不同时间尺度旱灾危险性分布特征,选取内蒙古地区1949—2018年SPEIbase v.2.6数据集,利用Theil-Sen趋势分析和Mann-Kendall检验法分析气象干旱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干旱多年平均强度与加权综合评价模型,对研究区年、季节尺度的旱灾危险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无论是年际变化还是在空间上,内蒙古年尺度和春、夏、秋3个季节尺度的气候整体呈显著干旱趋势;研究区以中等及以上等级的年尺度旱灾危险性为主,占总面积的71%。其中,高、极高危险性区域主要位于呼伦贝尔市和锡林郭勒盟东部;在春、夏两季,内蒙古干旱灾害危险性空间分布呈“北高南低”,高等级的危险性主要位于锡林郭勒草原和地处干旱区的阿拉善盟;秋、冬两季的高等级危险性区域显著减少,尤其是冬季,以东北地区的低、极低危险性为主要特征,与其干旱趋势变化特征较为一致。研究结果可为内蒙古地区干旱灾害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空气动力学粗糙度是衡量地球表面与大气之间动量和能量交换的重要参数，对于研究各种地表过程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遥感技术作为远距离监测手段，研究空气动力学粗糙度时其优势在于高时效、高经济效益，能实现区域或大空间尺度的动态监测，因此利用遥感技术估算空气动力学粗糙度成为热点问题。通过系统阐述近年来国内外空气动力粗糙度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利用遥感技术估算植被下垫面空气动力学粗糙度的方法，对各种估算方法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气象因素和地表粗糙元形态特征因素对空气动力学粗糙度的影响，进而对遥感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做出展望，旨在为空气动力学粗糙度遥感监测的研究提供思路。

在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和贫困长期且不均衡展布的背景下,灾害风险与贫困的联结成为学术界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基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社会-生态韧性评估的基本原理,系统论述了灾害致贫和贫困致险的作用机理与驱动路径,这种互相关效应称为灾害风险-贫困的“羁绊”;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方法,以证实减轻灾害风险和扶贫脱贫在省域尺度上存在双向加持的作用。结果表明：（1） 较高的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性和脆弱性及复杂的灾害风险情景引发了人员伤亡、资产破坏和经济损失等多重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和加剧了经济、机会、能力和文化的多维度贫困;贫困群体农业生计和家庭资产的高暴露性和低韧性放大和累积了灾害风险。（2） 中国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减灾扶贫和脱贫降险的循环效应显著,籍此带来了乡村振兴、治理现代化等战略的属性加持。（3） 贫困致险的机制较为隐性且主要显现于广布型灾害风险情景,对其无视或轻视可能带来投资减灾失效、学科范式陷阱和不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后果。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的减灾和扶贫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证据,并为贯彻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实现“双碳”目标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智力支撑。

北方农牧交错带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规模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尤为堪忧。地名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开放性文化系统。因此,如何从系统脆弱性角度将以往对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定性研究扩展至脆弱程度的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引入脆弱性研究范式,基于大量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从敏感性、暴露度及恢复力的视角识别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影响因素,构建脆弱性评价体系,讨论评价尺度和评价方法,并针对典型案例地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案例地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敏感性和暴露度突出,恢复力较弱,脆弱性较明显。其脆弱性受地名文化系统内损性和外部扰动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地方居民对少数民族语地名语源语义的错误认知,较高的汉语普及率和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社会认同度,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意译的非准确化是脆弱性形成的重要驱动因子。其次,汉译用字和译音的简化和非标准化,较高的地名合并、更改及弃用比,较少的地名文献储备量,以及少数民族语使用群体规模的大幅下降也是较为重要的单指标因素。

基于红皮云杉（Picea koraiensis）年轮宽度标准化年表重建了大兴安岭南麓贡格尔河流域1845—2016年历史径流量序列。结果表明：（1）贡格尔河流域在过去172 a共经历1853—1855年、2000—2010年2个枯水期和1869—1873年、1911—1918年、1952—1958年3个丰水期，丰水年及枯水年占比分别为17.4%和10.5%。（2）重建序列存在显著的3 a、7~12 a、15~22 a及30 a周期，研究区水文变化受全球大尺度气候环流活动的影响。丰、枯水期与该地区历史典籍记载的自然灾害高度重合，与附近其他重建结果相关性显著，重建方程稳定可靠。研究结果丰富了大兴安岭地区树木年轮数据库，为区域长历史时期水文变化的研究提供参考。

地表太阳辐射是地球表层主要能量来源,对地表能量平衡、能量交换以及生态水文过程等具有决定性意义。山区地形复杂,其地表太阳辐射时空差异较大且较难估算。采用适用于山区的地表太阳辐射模型对西北昆仑山提孜那甫河流域地表太阳辐射时空分布进行了估算,分析了该流域季节太阳辐射空间分布规律并探讨了地形和云2个重要因素对太阳辐射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 地形因子中周围地形阻挡即地形开阔度（Sky view factor,SVF）与年总太阳辐射的关系最为显著,太阳辐射随SVF增加而增加。（2） 年总太阳辐射随着高程增加首先减少,再而随之增加。探究SVF随高程的变化,发现其与太阳辐射随高程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因此在山区复杂地形下地表太阳辐射估算中仅利用高程对其校正存在明显不足,需综合考虑地形效应。（3） 研究计算了季节云出现频率空间分布与太阳辐射空间分布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夏季太阳辐射受云影响较其他季节显著。定量分析了地形因子以及云对地表太阳辐射空间分布影响的贡献率,周围地形阻挡SVF对地表太阳辐射空间分布的影响最大,高程和云次之。因此综合考虑地形和云对太阳辐射的影响在山区太阳辐射模拟中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可为山区地表太阳辐射模拟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山区生态水文过程研究提供方法支撑。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气温和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是气候变化研究的核心和基础,为开展生态环境变化评估提供基础资料。基于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气象站观测数据,以高程为协变量,结合专业气象插值软件ANUSPLIN对气温和降水量进行空间插值。利用线性回归法分析了青海湖流域2000—2018年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趋势;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青海湖流域气温和降水量空间匹配关系。结果表明：（1）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气温呈显著增加趋势,平均增速为0.30 ℃·（10a）^-1,春季增温显著。（2） 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平均增速为73.20 mm·（10a）^-1,春夏季增速显著、秋季变化不明显、冬季趋于变干。（3） 青海湖流域气温和降水量空间匹配差异显著。从年尺度来看,气温和降水量莫兰指数（Moran’s I）为-0.66,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面积比为67.56%,水热组合空间匹配不佳。从季节尺度来看,青海湖流域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的气温和降水量Moran’s I分别为-0.49、-0.80、-0.32和-0.14,均为空间负相关。春夏季,流域低海拔区域气温逐渐升高,高海拔区域降水量逐渐增多,气温和降水量空间负相关面积逐渐增大,水热组合空间匹配不佳。值得强调的是青海湖巨大水体对环湖区局地气温的调节作用明显,是青海湖流域的“气候调节器”。

为了探究旅游涉入度、恢复性环境感知和游客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及消费预期的调节作用，以吐鲁番市乡村旅游为切入点，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将游客满意度和恢复性环境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消费预期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旅游涉入度与重游意愿两者间存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 旅游涉入度对恢复性环境感知、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恢复性环境感知的影响效应最大，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最小。（2） 恢复性环境感知和游客满意度在“旅游涉入度-重游意愿”的结构中有多重链式中介作用。（3） 旅游涉入度、游客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受消费预期的正调节。研究结果可为提高吐鲁番市游客乡村旅游的重游意愿提供新思路，对当地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掌握陆地水储量变化的空间分布特点和变化情况，了解其变化的原因有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性综合管理。以中国陆地为研究区域，基于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GRACE）卫星反演得到的陆地水储量变化数据，使用曼-肯德尔法（Mann-Kendall，M-K）趋势检验和经验正交函数（EOF）分析了陆地水储量变化的趋势以及时空变化特征，并选择了包括气象、下垫面和社会经济3个方面的10个影响因子，即气温、降水、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SPEI）、不透水层占比、水体占比、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高程、坡度、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利用地理探测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和随机森林3种方法综合分析其与陆地水储量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松花江、嫩江和松嫩平原附近以及柴达木盆地-长江-东南沿海条带上陆地水储量变化显著增加，中国西南以及新疆-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条带上陆地水储量变化显著减少，从高纬度到低纬度呈现出“高-低-高-低”的变化特点。整体而言，气象因素对陆地水储量变化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和下垫面因素，其中降水量是引起陆地水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月陆地水储量变化对降水量、温度、SPEI和NDVI响应存在滞后性，且陆地水储量变化对降水量和SPEI以1个月滞后为主，对温度和NDVI的响应以无滞后（即0个月滞后）为主。

近年来，全球减轻灾害风险战略对广布型灾害风险的认知以及地方尺度上持续优先管控密集型灾害风险的效能引发了学术界和应急管理利益相关者对灾害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争议。通过分析山西省1983—2019年历史气象灾害特征，提出运用混合损失超越曲线（HLEC）估算中国省域气象灾害年均农业经济损失（AAL） 和典型重现期情景下的最大农业经济损失（OEP），全面准确地反映气象灾害农业风险水平。结果表明：（1） 山西省气象灾害AAL达22.22×10⁸元，单次灾害OEP超过0.15×10⁸元，即全省全年和受损县区单次“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储备分别不低于22.22×10⁸元和0.15×10⁸元。（2） HLEC在省域尺度上的灾害风险评估有效，在地级市和县区尺度上的适用性和有效率接近60%。（3） 山西省97%以上的历史气象灾害为广布型灾害，造成超过95%的农业受灾面积和农业经济损失，相应的AAL和OEP占比均超过85%，广布型灾害风险是省域减轻灾害风险和灾害风险管理的重点。籍此，本研究初步证实了地方或基层减轻广布型灾害风险的必要性（为什么管），讨论了传统应急管控广布型灾害风险不足的原因（不敢管、管不了和不想管），提出了及时应对广布型灾害风险和避免其累积带来社会经济影响的意义（如永久脱贫、高质量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拟为各级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减轻灾害风险和灾害风险管理策略提供正确方向，为提高城市、社区和家庭的灾害韧性提供决策参考。

以1981—2018年内蒙古典型草原季节性冻土为研究对象,通过气候倾向率、Mann-Kendall法、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最大冻土时空分布特征、年际、年代际变化,研究影响最大冻土深度变化的气象因子。结果表明：（1） 内蒙古典型草原季节性冻土冻结初日在9—11月,终日在4—6月,年内最大冻土深度出现在2—3月,深度在100~280 cm之间。（2） 最大冻土深度年际变化分为下开口抛物线型、上开口抛物线型、正弦曲线型,从最大冻土深度气候倾向率看呈现减小趋势的站点有68%。（3） 最大冻土深度年代际变化分为逐年代递减、减-增型和无明显变化规律,50%的站点在1989年以后最大冻土深度发生突变。（4） 多元线性回归表明气温冻结指数、年平均风速、年极端最低气温对最大冻土深度产生显著影响。该研究揭示了最大冻土深度存在退化的事实,为草原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指导,为陆地土壤和大气碳循环交换的研究给出提示。

在后工业化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叠加背景下，随着城镇家庭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家庭已成为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高原城市西宁市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守卫地，分析其家庭能源消费的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21年实地调研数据结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通过构建家庭能源流探索了其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影响因素并对不同收入情况下家庭能源消费的全过程进行可视化。结果表明：（1） 西宁市城镇家庭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461.57 kgce·a^-1。（2） 在能源用途方面，西宁市城镇家庭人均取暖能源消费量为307.52 kgce·a^-1，是家庭能源消费的主要来源，而大型家用电器中的洗衣机耗能量最低。（3） 家庭年末总收入是影响西宁市家庭人均年能源消费的核心因素。（4） 高收入家庭人均能源消费量大，但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增加，取暖能源消费量随之减少。基于此，研究建议增加居民的清洁能源供给，增强所有居民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增加对中高收入人群的节能宣传和自主节能意识。通过因地制宜制定能源政策，推动我国可持续能源发展进程。

祁连山及周边区域地形复杂,降水分布极不均匀,如何科学地分区分型,对把握研究区域降水分布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利用该区域31个国家基本站1961—2020年5—9月降水量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对该区域降水量进行分析,再通过聚类分析（CAST）对该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最后将分区分型结果应用于人工增雨作业效果评估。结果表明：（1） 祁连山及周边可分成7个区域（Z1~Z7）,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78%。（2） 这7个区域分别以乐都、海晏、野牛沟、武威、高台、临泽、刚察为中心点,划分结果与降水量、地理地形、海拔高度显著关联。（3） 依托区域历史回归统计方法对人工增雨作业效果进行评价,发现1992—2020年石羊河流域5—9月绝对增雨量、相对增雨率分别为8.91 mm、6.51%,其中7月最高（6.30 mm、21.86%）,8月次之（5.44 mm、16.11%）。基于地面降水量的作业效果评价往往受对比区选择的影响,聚类检验方法不仅有助于复杂地形下降水量的分区研究,还为科学选择对比区提供了客观依据。

基于Landsat遥感影像，提取蒙古高原2000—2020年每年1 km²以上湖泊面积信息，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 2009年之前湖泊面积和数量呈减少趋势，2009年之后呈增加趋势，整体上2000—2020年湖泊面积和数量呈减少趋势。（2） 不同等级湖泊变化差异较大，特大型和中型湖泊变化相对稳定，大型湖泊减少幅度最大。（3） 不同区域湖泊变化也不同，西北部湖泊变化较稳定，中东部湖泊变化较剧烈。（4） 研究区湖泊空间分布集聚性呈异因同向的减弱趋势。（5） 湖泊面积与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年蒸发量、植被指数和4层土壤水分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且2个时间段内表现的影响程度有明显差异。掌握蒙古高原湖泊时空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对蒙古高原乃至全球的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可参考依据。

最近以来，无论在科学界还是政府和民间团体，气候变化都成为热点议题。从人类认识自然的技术工具突破入手，系统介绍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日益加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成为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给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而且因其集聚效应正呈现巨大加速度改变地球，地球的自然和人类社会复杂系统已经处在日益严重的危机和威胁之中。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城市化，一方面带来地球系统、资源-生态-环境、城市发展、公共健康和社会脆弱性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地球科学学科发展带来新需求，注入新动力，地球科学发展进入人类世的新时代。文章认为：人类世地质年代需要重新定义地球科学。地球科学研究将会从地层为主转向圈层为主，研究对象和领域将从纯粹的地科系统扩展到人与地球复合系统，研究重点从地球资源攫取转向广义宜居星球研究，人类世及其研究、人类圈地理学、冰冻圈科学、水圈-人类圈界面、地球系统动力学、城市化与城市地理学、地球伦理符号学和地球地图集成将成为地球科学发展的新增长点。地理学因其与生俱来的科学、自然和社会一切科学之母的独特特性，将迎来再发展和再繁荣的新机遇，尤其人文地理学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学科作用。

为探究黄河上游径流量与降水量变化特征,基于唐乃亥、下河沿、头道拐3个水文站近60 a的降水量、径流量资料,采用线性倾向趋势检验、Mann-Kendall检验法（M-K趋势检验）、Spearman秩次相关检验、M-K突变检验、Pettitt非参数检验、有序聚类分析、累积距平法、双累积曲线等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黄河上游及上游不同子区域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变化特征,并讨论了径流量对降水量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黄河上游降水量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在2003年发生突变,突变前后变化率为4.67%;径流量呈显著减少趋势,突变年份为1986年,突变前后变化率为35.34%。3个子区域年降水量变化趋势分别呈显著增加、不显著增加和显著减少趋势,径流量均呈减少趋势。以唐乃亥以上的Ⅰ区为基准区时,唐乃亥—下河沿所在的Ⅱ区降水量因素对径流量的影响达到25.08%,非降水量因素为74.92%,而下河沿—头道拐的Ⅲ区,降水量对径流量的影响为32.14%,非降水量因素为67.86%。研究结果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与科学配置具有参考意义。

陕西省共有丹霞地貌54处，分布在鄂尔多斯盆地渭北隆起和伊陕斜坡。正、负丹霞地貌兼具，沿西南—东北方向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风成沙漠相砂岩丹霞分布面积最广，以狭缝型沟谷丹霞、波浪型丹霞、彩色丘陵为特色，多数处于发育青年期。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法、核密度分析法研究得出，陕西省丹霞地貌分布的空间结构类型为凝聚型，出现2个高密度区（延安甘泉—志丹—安塞—富县丹霞片区和榆林靖边丹霞片区）、1个中密度区（照金—旬邑—彬县丹霞片区）和2个低密度区（宝鸡九龙山片区、神木公格沟—府谷莲花辿片区）。从形成机理看，鄂尔多斯盆地中生代沉积奠定了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燕山晚期以来的地势格局控制着正、负地貌的分布，节理和裂隙特征对丹霞地貌景观格局起关键性作用，水蚀、风蚀等为主导营力塑造出丹霞地貌景观形态。